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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 边读边想阅读《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39期（10月25日出版）专题《剑桥：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让我颇多感慨，随手记录一下。
剑桥现任执行校长的埃里森·理查德针对英国政府一直要求大学广开通道，让贫穷家庭子女有机会进入剑桥、牛津这样的精英大学读书。这位女校长的回应是：“剑桥大学的入学资格完全建立在学生的智力基础上，我们为最优秀的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无论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大学关心社会正义，也促进社会正义，但它不是社会正义的引擎，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它有自己的目的”
这段话解答了我心中一些纠结。
最近，我常会被一些“政治正确”的观点束缚，使得自己偏“精英”的教育观和信仰的普世平等价值观之间产生矛盾。
我甚至会不好意思说出“精英”二字，觉得其中含有阶层感、俯视感、不平等感，进而会产生一种羞愧感，因为，我从骨子里坚持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生存方式都应当受到尊重，应该拥有同样的权利、重要性与正当性。
剑桥校长这段话提醒我——在交大这个所谓的“中国名校”中，我具体贯彻的教育观及其方法，与我自身的自由主义倾向价值观，两者是可以分开的。
在教学时，在评价学术水平时，应该毫不犹豫地以高水平、严要求作为衡量标准。
我应该毫不内疚地问学生，你觉得自己够聪明吗？（这一点是我生活中最不愿意问的，因为有明显的智力歧视倾向。但在交大这个具体环境中教书时，我觉得应该坦然地、理所应当地问）够努力吗？是在给自己压力让自己一直进步吗？
如果答案全都是否定的，那对不起，你不应该在交大读书，在我这里你会不及格的。
一个剑桥博士这样说：“在这里拿个博士没什么特别的，但如果你是从伊顿公学、格拉比公学毕业，在剑桥或牛津读了本科，那就很特别了。这说明你在人生最关键的成长期接受了最好的教育……”
我一直告诫自己，不可以有出身歧视。
但我还是不能欺骗自己，在中国所谓的“名校”里，仅就智商水准而言，“一流的本科、二流的硕士、三流的博士、四流的教授”这一说法，基本符合现实，当然说出来也是“政治不正确”的。追根溯源，都能从硕士、博士、教授的不同成长背景中（尤其是本科教育，包括初高中教育），多少看出些端倪。
所以，现在我跟一个人接触前，不管他是哈佛毕业的博士，还是交大毕业的本科生，在我心中其实是一样的。我不会因为学历的高低，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判断（尤其在学历严重注水的今天）。一定要等我跟他接触一段时间后，才会做出判断——现在判断一个人学术素质、智力素质，时间、精力成本是越来越高了。
剑桥政治系讲师刘瑜，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硕士之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随后在剑桥谋得一个教席，她说：“要我看，剑桥本科生在入学的时候，其潜质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新生差不多，但经过3年本科教育之后就大不一样了。……这里上课，老师是不许点名的，没有点名的权利，但学生们读书的气氛很浓。在剑桥的食堂里，你能听见两个新生在讨论苏丹问题，或者最近有关伊朗的新闻多了，那么来听伊朗政治课程的学生就会多起来，这会让我想起《白人男子的责任》这本书，有公共意识的基础和氛围，在剑桥学政治就不是那么费解的一个选择。”
城市笔记人曾在我的新浪博客发出如下感慨“这个教育的体系真是‘毁人不倦’——那么多的优秀学生，最终，没能成为这个行业的优秀者（倒未必一定是建筑学）——除了学生自身到了高年级之后价值取向的选择和变化，的确，有一大堆东西在把学生拖向……”于我心有戚戚焉！
以同济建筑学、城市规划为例（我想，全国其它所谓“名校”或重点学校的名牌专业，可能都差不多）。
以我的观察，越往上标准越低，平均智商水准越低。而整体状况，则是时间越往后越水，特别是经过扩招，其注水情况让我这个校友都有不堪回首之感。
本科到毕业时，可能20－30％基本素质不过关。
硕士、博士，50－60％不过关，他们或是将同济博士、硕士作为一项“金子招牌职业”，埋头赚钱，在学术上捣浆糊应付；或是靠应试技巧一路考上来，基本的学术积累、起码的独立思考与分析能力都不具备。但他们都可以扛着博士头衔名正言顺地通过各种考核顺利毕业。
……她说“考试一般会给学生6到8个问题，你选择3个来论述，这个题目大吗？你不妨看看政治理论课的题目——‘西方还有未来吗？’‘人们为什么投票？’每个题目学生可能都要用1500个单词来回答。会考验你掌握材料、事实和分析的能力，而评分的一条标准则是，学生除了论述自己的观点外，必须给出一个反面的观点。这样的题目，相对来说就是鼓励胡说八道，但只有大题目，才能形成一种和先人对话的机制，这是让学生有一个大的思想框架，而不是过早陷入到细节中。”
想想我们那些专注于回答“哪个年代、什么风格、规范是几米、防水是几层……”等等诸如此类，完全可以在书本里三下五除二就找得到标准答案的考试吧，你就明白，什么叫训练考试机器？什么叫训练思想？
而那个“必须给出一个反面的观点”评分标准，是多么智慧而巧妙地遏制住了偏文科领域内（比如建筑学领域）泛滥的二、三流的文人与哲学家们无根无据的高谈阔论，将看上去的“胡说八道”，与对已有事实和资料的把握，牢牢地挂在一起。
2000年秋天，何进到剑桥大学读硕士，他说：“负责我们课程的老师是约翰·克利维尔博士，他要给每一个学生单独辅导。我们班10个人，来自欧、亚、非三大洲8个不同的国家。原计划每周每个学生辅导一小时，实际上每个人都远远超过一小时。他曾用两个小时给我讲一道题，那是一道我非常有把握的题目。先读懂题面，抓取重要数据，再根据情况挑选正确的公式，把数字代进公式，算出最终答案了事。我那道题的答案就是一页A4的纸，大半页都是数字、公式和计算，还有几行文字说明。他看看这张答题纸问我，这一大堆数字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有点懵，这东西你知我知，那还用说。然后他又问，这几个公式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我们研究的是物理而不是数字，一个物理老师拿到一份物理题的答案，想看的不是数字，而是学生对物理的理解。不但数字不重要，而且公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基本物理概念的理解和对物理学原理本质的把握。理性的思路应该从最基本的物理假定入手，首先罗列半导体理论的所有假定，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每一个假定、每一种情况、每一次选择、每一层因素都要完整地展开讨论，从而最终导出正确的物理公式用于计算。原来一页A4的纸，后来密密麻麻地用了整整5页，添加了大量的说明、讨论和图示。一道题贯穿了半导体物理学的整条脉络，看到老师陪我一起做出的新答案，我第一次如此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原来物理该这么学。虽然我题答得不好，但是他没有任何批评或者不悦，而是和颜悦色地跟我说：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会这样去做(As a reasonable person，I will?)，一步一步引导我进行理性思维。”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一道物理课程的习题过程放在这里，还划出重点，因为其中鲜明地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思路：
一种是中国当下习惯的只求结果不问原因的学习与教学习惯。
一种是重过程、重推导、教方法的理性教学与学习过程。学生可以进而举一反三，自我进步。
“硕士课程从10月开课到来年9月论文答辩，整整一年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前半年一共13门课，在2001年4月底，13门课分为两场综合考试。……”何进总结剑桥考试的特点：“天马行空，有重点，但没有范围。考题选择空间大，一般一套考卷10道题甚至更多，任选四五道题做就可以。考试题目的难度不是以能不能做出来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以能不能下手作为衡量的标准。考试没有标准答案，看重分析和思辨，各种想法和观点，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还有一条，考试没有第二次机会，几百年来，这一规则一直被严格地执行着。剑桥的想法很简单，学生来学校是学习的，那么就有义务学好。”
“考试题目的难度不是以能不能做出来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以能不能下手作为衡量的标准”
给10道题，选4、5道，可以保证你不会因为“不知道”而做不出题目（这个，却往往是中国老师的杀手锏，考一些你记不住的东西，以显示他的高超）。因此，重点就放在了考察你“如何去做”，如何下手，如何收手。其实，就是重点在考察你的分析思辨能力。
考试没有第二次机会。
我们现在的学生是多么幸福呀，一门课可以多次重修，而且我们的管理部门还人性化地不在档案理留底，只留最好成绩，中国大学是多么轻松呀！！！！
学生来学校是学习的，那么就有义务学好
学生在我的课上总是叫苦、叫累。我知道苦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我们的课程安排紧张。
下面这段话是我看了美国影片《歌舞青春》后的感想：
“中国现在孩子青春最美好的时光在哪里？ 也许仅仅龟缩在大学1、2年级了吧？ 初、高中被考学压力剥夺，大学3、4年级被生存压力剥夺。 美国孩子最美好的时光是在高中。 因此，他们大学里要读500本左右的书，没听人叫苦。 中国孩子在好大学里，不过只读150本左右，就叫苦连连，那实际上是在为他们的青春叫苦。”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作为学生的义务，就是要好好学习，作为交大的学生，就是要高标准、严要求学习。
2009/8/25 阅读三则肖恩·潘穿过乐队走上前台，呼吁招募志愿者。“革命是青年人的职责，”他说道，“你们都可以成为革命者，我为你们提供了一个走向革命的起始点......你们这样是为了你们自己的孩子，因为你不愿意这样回答孩子们，在当下的战争期间，你所做的一切就是沉湎于MySpace和忙碌于上班工作。” ——《时尚先生，2009年4月刊——肖恩•潘 你好,影帝同志》
今天听了境外某校老师的讲座。感触最深的是他们还有做白日梦的能力。。。我当然并不赞成让学生们走得太远（能够让他们走多远是另一个问题）……目前，很多学校的问题也许是……学生并不被鼓励做梦。这不是学生的问题（学生有学生的问题， 但这个不是他们的）。问题也并不完全在于，梦是否有货币价值（这是另一个问题）。。。问题也许出自某种恐惧，某种对失控的恐惧。如果在可操作层面上没有足够的方法和工具（或称能力）去帮助他们发现问题，展开讨论并且收拾残局的话。。。那不如还是留在梦想寸草不生的安全地带好了。
这样安全的教育，如果说是培养罐头人甚至活死人的，那就太不好听了，不，不仅不好听，可能也不真……真实的情景是什么呢？ 是老人，成熟的人，符合社会现实需求的人……一毕业就可以退休的人……不再innocent 不再期待奇迹……这其中最大的秘密是：他们只会模仿，也只愿意模仿（因为安全嘛）。他们将一如我们所愿安然接受既有的和我们施与的，而不会质疑，甚至反抗。如果我是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的话，我会说：我们不会培养出我们的掘墓人的，非但不会，我们最终会因他们而不朽的。 ——avon 7月30日 中新网发表《中产阶级困惑折射中国青春期烦恼》。如果跳出从收入界定的思路，从中产阶级的精神状态（焦虑、抑郁和政治冷漠）以及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推动开放、自由和民主社会）来考虑，最大已近30岁的“80后”可以粗略算作精神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他们的状况才真正折射了中国的“青春期烦恼”。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作为夹生层的80后或许一生都将遭遇“激情难烧的岁月”：年轻时他们将忍受与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相伴而生的剥削、欺诈、过渡劳累和不公平，年老时他们将率先遭遇“未富先老”的老龄化社会。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8月10日，P10》
2009/7/26 《小團圓》（四）總究是女人！
這句話，常用來描述，一個看上去“很不一般”的女子，到最后，往往會被某些“很一般的女性特質”，牢牢控製。
九莉似乎再次印證了這句話。
她就算再能看穿“生命這襲華美衣袍下爬滿的蝨子”，卻還是不由自主地、不顧一切地愛上之雍……
虽然一直怀疑，甚至之雍會不斷（霑霑自喜地）地告知九莉，自己怎樣一而再地吸引著（或被吸引著）異性，但她總裝作看不見（或許下意識以為，自己會是最后那一個），不畏危险，不畏人言，与這個“賣國名人”公然相愛。甚至在戰后，長途跋涉到之雍逃亡的乡下去探望，其結果，隻不過再次印证，之雍心中“三美環繞的情愛圖景”与自己“平等愛情觀”的鉅大差異。
愛情中哪個更重要——“愛情，還是尊嚴？”。她選擇了尊嚴。但痛得，徬彿身體都燃燒起來，痛得，十幾年后，那燃燒的感覺，仍時時不斷來襲，痛得，十幾年后，情（性）愛中的點點滴滴，仍歷歷在目。
總究是女人！
二嬸似乎也在印證這句話。
戰后從東南亞回滬。年齡、陽光，讓她“老態”起來。當初那個四海為家，始終打有十几包行李隨身，似乎永遠無法安定下來的、必要靠愛情不斷滋養的女人，對“親情”竟然開始依賴起來。
當九莉要還給她學費時，竟然哭齣聲來，以為她要“斷絕關繫”。在歐洲臨終前，給九莉寫信道，“現在隻想再見你一面”。
但她畢竟是張愛玲。
她把之雍給他的錢，一一還請；她最后一次見之雍，心緒平靜到，連“手也沒握”；她后來讀之雍的文字，會輕微地、不帶報復性的譏笑起來……
她一再囬想的，其實是她自己的“第一次情愛經歷”，她一再沉湎的，其實是她再未出現過的“全情投入”。之雍，似乎不過是個“剪影与揹景”，不過是個必須出現的透射對象。
她應該早看清楚，胡蘭成与她的千差萬別；
她應該早看清楚，人生的虛無与荒唐；
她還清連了所有的欠債，二嬸的、弟弟的、三姑的、之雍的……她不欠所有人，因此跟這個世界，保持种冷冷的距離，即使反過來，會把自己與世隔絕地牢牢冰凍在某個冷室裏面。
但她總究是女人！
她還是會做夢的：在顔色翠豔的好萊塢《寂寞的松林徑》裏，之雍牽著她的手，往一個小木屋裏拉，她內心羞澀著，週圍是她的孩子們在松林裏出沒。“二十年前的影片，十年前的人。她醒來快樂了很久很久。” 2009/7/16 《小團圓》（三）三姑說，在英國讀書時，二嬸愛過一個人，為他打胎。
三姑說，若二嬸無法和二叔離婚，她願意跟那男人結婚來做掩蔽，因為，“二嬸剛來那時候我十五歲，是真像愛上她一樣”。
二嬸囬國后就与二叔離了婚，離開弄堂房子，同三姑共租一套公寓，靠上班生活。
九莉后來去香港讀書，看到躲避戰亂路經香港的二嬸，在不同男人中週鏇著。她們最后告別時，九莉沒問，二嬸究竟要去哪裏？
從香港回到上海，二拾二歲的九莉，第一次戀愛，遇見的，就是三拾九歲的之雍。
知道他有個齣身青樓的太太，有個為他生養子女的糟糠之妻，有個為他理家“很愛她”的姪女。但，“她不嫉妒過去的人，或是將要成為過去的”。她身段放得很低，言談舉止，看不齣丁點儿委屈，反倒常常流露出，痛惜之情。
三姑一直獨身著，靠在洋人公司上班，養活自己；
二嬸在戰爭中，一直在东南亚辗转，先去新加坡，再然后，沒了音訊；
九莉幾十年后，在紐約打胎，再一次想起，上海那套公寓門頭上的大鳥木彫；
張愛玲在洛杉磯，深居簡齣，室內精簡到，除暸一只牀墊，近乎一無所有，最后，在獨居的公寓裏，一個人去世；
……
這些，都是在“那個上海”裏，讀過書的女性們。
她們敢投入地愛，敢大方地算，敢利索地做，更敢坦然接受（甚至帶了种滿不在乎的神情）命運的潮起潮落。
今天，在“這個上海”裏到處奔忙的讀過書的女人們，与讀過或沒讀過書的男人們一樣，對生存質量的看重，遠高于愛情質量，對于命運，也大多是心有不甘地，折騰著。
2009/7/14 《小團圓》（二）是邵之雍主動來找她的，每天都來。
他說，看了她文章后，就一定要認識作者，即使是個男人，“所有能髮生的關繫，都要髮生”。
幾十年后，九莉仍記得所有細節，如瞬間之前。
煙頭，親吻，愛撫，衝動，眼神，語氣，氣味，孔雀藍的長衫，白的皮膚，粗壯的胳膊，女氣的臉廓，亮的眼，瞬間的心頭轉唸……如刀刻痕般，印在幾十年后，輾轉美國的九莉心中。
在紐約，凝視著剛剛從腹中打下，浮在馬桶裏，被淺淺血蹟勾勒出輪廓的四個月大男嬰時，她瞬間想起的，仍是幾十年前，他們擁抱時不經意瞥見的，上海公寓門頭上掛着的那隻大鳥木彫。
這還是那個超然、徬觀、冷靜到幾乎不見一絲溫煖的張愛玲嗎？
原來，青春歲月裏，讓我不斷感珮、驚訝，忍不住想要閉上雙眼，裝作看不見的，那些被她一針針不畱情面刺齣的、真實、冷酷的鮮血，竟原來，都是來自她自己的身體。 2009/7/11 《小團圓》（一）特意在臺灣一家網站訂購的繁體版，越洋寄來。
不僅是為看所謂“全本”，越來越覺得，透過簡體字、按照橫版順序看張愛玲，不大對。
剛讀了一小半，還沒到大陸文人津津乐道的与胡蘭成那段情事。
看得很吃力，不只因為從右到左、自上向下的竪版順序，繁體字，還包括其中復雜的傢庭關繫、交往糢式、語言習慣，都陌生異常。
因为吃力，所以就看得慢，渐渐地，跟著九莉，走進她的世界。
張愛玲心緒透徹、敏感，對所謂“天經地義”的血緣，如她般聰明、冷靜、敏感之人，必要靠后天的判斷与感受，纔能一步步確認下：是愛，還是不愛，是近，還是遠。
對從未見過的祖父母，她說：“她愛他們。他們不干涉她，只靜靜的躺在她血液裏，在她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對父親（她叫二叔），她說：“猝然把一張憤怒的臉掉過來對着她（母親）說，就象她是個陌生人插嘴講別人的家事，想道：‘她又怎知道二叔傷了我的心！’又在心裏叫喊著：‘二叔怎么會傷我的心？我從來沒愛過他。’”
對母親（她叫二嬸），她一直努力著纍積點點滴滴的細節，象在不斷跟自己證明說，她們之間，有很多故事髮生過，但實際上，似乎什么也沒髮生過。
這是Old Money的故事与情感，是1949年后被攔腰斬斷的故事与情感。
張似乎有意識在寫一份“自傳”，試圖將自己的成長經歷，盡量多講些，講細些。但對在小傢庭單元、公寓房、New Money尚在拼命積攢中、深深浸潤在鄉土文化中的當下大陸人來說，理解起來，恍如隔世，恍如異域。
2008/11/29 《吴清源》、阿克顿看《吴清源》，结尾处引用他的自传：
我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围棋，一是信仰。
看《南方周末》，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rd Acton）说：
人们热爱和追求的最美好之物是信仰和自由，然而“获得这两者的道路上却沾满血污”。
2008/7/19 《带一本书去巴黎》终于读完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真是有些后悔，当初在巴黎为什么没发现这本书！
1956年出生的一对夫妇，1978年的大学生，这样的人生决定了他们“中国式”的人生跌宕。
很少看到这样坦白的文字，同时又能深刻、平实，阐述“常识”，纠正谬误。
其中的只言片语，一再让我觉得他们一定是我校友，一定是学建筑出身，就想知道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
豆瓣上看到朱学勤的介绍，虽没解答我的八卦疑惑，但印证了我同样的看法——“健康的书籍来自健康的写作，而健康的写作只来自健康的生活。”
2006/9/13 空间究竟有多重要？我在尝试着找一条写文章的路子。即不想酸腐气过重，张口闭口“子曰孟讲”，又不想成为文学抒情散文，“我觉得、我想”胡说八道一番。
大家给我出出主意，提提意见吧！文章中，括号内容为后加的图片说明，在杂志中没有。
空间究竟有多重要？
该文已发表在《设计新潮》125期——2006年8月出
写这篇文章时，恰逢设计课上与学生讨论空间问题。 一名学生问我，为什么在现代建筑观念中，或者说在目前国内建筑学的基本认识中，空间——主要指视觉层面感受到的几何学意义的三维物理空间——往往占据了第一位的核心位置？中国建筑界常提及老子的那句，“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是在说同一个意思吗？我想，他的潜台词实质是在问：靠什么来证明空间是建筑重要、甚至是最重要的本质特征？ 实际上，这个目前似乎已成为建筑界公理的判断，也曾在我心中屡屡引出问号。 半个世纪前（1957年）出版的布鲁诺·赛维（Bruno Zevi）的《建筑空间论——如何品评建筑》，就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书一开始，赛维就明确指出：建筑不应被当作“雕刻品或绘画那样来评价，也就是说，当作单纯的造型现象，就其外表进行表面的品评”（P4），“建筑的特殊性，即与雕刻、绘画的区别点”，才是“建筑独特的重要的本质特点”（P5）。而这个使建筑有别于其它艺术的独有特点，就是空间，即——人们能够进入其间、并展开活动的那个空的三维部分（组图，摩尔雕塑、西方文艺复兴绘画、塞维书中的例子）。 赛维在以其富于洞察的眼光、严密的逻辑、激情的语言，论证出空间是建筑独有本质特征之后，又从空间三维特性角度，以“尺度、静态、方向性、节奏、格律、连续性、体积、动感、渗透感……”等概念，考察、品评了历代建筑在空间上的各种特征演变，并以此为基础，试图建立起一个具有独立地位与体系的建筑学。（图，书中空间分析图） 看书到此，我同意赛维的部分判断，即——空间是建筑独有的本质特征。 但是，“独有的”就一定是“最重要”的吗？如果仅仅是为了获得建筑学自明的地位与体系，而将空间放在首位，那这个论断，究竟是出于学术目的，还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呢？建筑其它的一些特征，如“材料与建造”，又有“多重要”呢？ 上设计课我有个习惯，喜欢让学生讲述自身的生活经历，并借助这种个人化的时空经验，寻找可能的设计问题与解决方法。这种习惯，包含了我对建筑的一个基本认识，即——建筑是人创作（建造）的，更是为人创作（建造）的，人在建筑中的活动，才最为重要。因此，如果要说服我，空间在建筑中是最重要的，就应当有证据表明，空间是最能影响人的活动。 赛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三维物理空间本身，对“空间与人的关系”没过多展开。直到全书快结束时，他才谈到空间中人的活动：“生活在建筑空间中的人们，他们的活动，实际上他们在空间中进行的整个的生理—心理和精神生活活动”（P161），才是建筑的真正内容。可惜，这样的论述戛然而止。 真正触及到空间与人关系深层次的论述——而非仅仅从环境心理学层面，以物—人互动的控制论行为主义模式进行的论述——我以为是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他在《存在·空间·建筑》[1]一书中，从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空间”概念出发，将建筑空间定义为“存在空间”具体化的一种方式，部分解答了我在赛维书中存留的困惑。 舒尔茨提出，至少可以分辩出五种空间概念：实体行为的实用空间（Pragmatic Space），直接定位的知觉空间（Perceptual Space），环境方面为人形成稳定形象的存在空间（Existential Space），物理世界的认识空间（Cognitive Space），纯理论的抽象空间（Abstract Space）。“实用空间把人统一在自然、有机的环境中，知觉空间对于人的同一性来说必不可少，存在空间把人类归属于整个社会文化，认识空间意味着人对于空间可进行思考，最后，理论空间则是提供描述其他各种空间的工具。”在此论述基础上，“空间”似乎的确可以占据建筑学的中心地位。但是，舒尔茨所讲的“空间”，更多地不是指实体三维物理空间，而是一种包含了事物内在意义的“空间” [2]。（图，诺氏书中图片） 因此，空间（三维物理空间）在建筑中究竟有多重要，依然没有答案。 在空间教学中，我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对“空间在建筑中最重要”论断的疑惑，低年级学生（自然人）表现得比受过更多（西化）专业训练的高年级学生（专业人）远为普遍。这提醒我，对空间重要性认识的差异，可能与不同的生活背景有关。 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很少见到那种独立于周边环境，宏大、复杂的建筑单体空间——赛维书中实例，多为这种独立完整的内部空间类型（图，各种教堂组图）——因而很少有被某个独立建筑内部空间打动的生活体验。普通中国人的公共生活，更多地发生在一些介于室内、室外的模糊复杂地带，如院落、园林、街道、胡同、弄堂……中，建筑单体空间本身则往往非常简单（组图，分两类，一类生活场景，成都茶馆，里弄聊天，胡同即景，郑州居民楼楼下聊天，清明上河图，一类表达空间概念，中国民居建筑，胡同外部空间，中国古代建筑鸟瞰图、十二令）。所以，面对从西方语境移植过来的、通常由独立建筑内部空间发展而来“空间最重要”观念，产生迷惑，从内心难以自然接受，就可以理解了。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学校教育时总说“空间第一”，而学生一到社会上，就很轻易地转变立场为“立面第一”了[3]。 而西方基于宗教、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原因，发展起来的对于独立空间（建筑单体内部空间或界面清晰的外部空间）的追求，使得三维物理空间在历史进程中，逐步奠定了其特殊而重要的位置。人们以日常生活中亲历的教堂、市政厅、城市广场……等空间体验为基础，发展出空间在建筑学中的核心作用，就显得顺理成章多了（组图，建筑内部空间的生活场景为主，教堂祈祷、婚礼仪式，罗马元老开会图片，西耶那广场，威尼斯圣马克广场）。当然，西方当代建筑潮流中，也不断涌现出一些消解三维物理空间重要性的主题，如“建构”、“表皮”、“空间的扁平化、即时化”……等（组图）。不过，从西方当代著名理论家肯尼斯·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建构文化研究》一书开篇处提到的，“建构研究的意图不是要否定建筑形式的体量性特点，而是通过对实现它的结构和建造方式的思考来丰富和调和对于空间的优先考量”，我们可以看到，弗氏主旨其实不是强调建构，而是试图调和建构与空间的关系，以继续维持空间的优先地位[4]。由此可以想见，空间在西方当代建筑体系的主流观念中，依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核心地位（图，卒姆托的浴室）。 写到此，又想起两个亲身经历的例子。 例子一，苏州园林里的整体环境。 曾与一名西方同行共游苏州园林。 园林中内外边界模糊的空间形式，简单的亭、台、楼、阁、廊等建筑单体空间与植物、水面、山石共同构成的复杂多变的整体环境——其目的，是为了建造一个传统中国文人心目中的理想世界——都让西方同行难以用现有（西方）“空间”理论进行解析。此外，匾额、牌坊上的题字及对联，引发不同“联想”，导致我们对同一环境的心理及生理（视觉的、触觉的……）感受，产生很大差异，这远远超出了尺度、体量、形态、材料等实体因素的影响。此情此景中，空间内涵如何定义（建筑外部的？环境内部的？），如何作用（三维物理的？文化联想的？时间四维的？），用塞维（西方）式的“空间”概念，很难进行品评。（组图，园林建筑图片） 例子二，萨伏伊别墅里（villa savoye）的空间。 在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萨伏伊别墅里，我曾做过一整天的“建筑漫游”[5]。 萨伏伊的空间观念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即把空间摆上核心位置，“装饰艺术、雕刻和绘画加入到建筑的‘语法系统’中，是以……‘形容词’身份出现，而不是作为‘名词’那种独立存在的身份出现”（P16）。柯布西耶通过“不同层空间强烈对比、坡道空间引导行为、室内外空间多处转换”等手段，将人的视线交流、功能使用、心理感受、生理体验、物理移动等多种因素，综合在一起，达成一种动态、交流、透明、消解、四维介入的多重效果。这一漫游最后让我认识到，柯布的目的，其实是要全方位创造一种“每一刻都是崭新”[6]的生活方式，要提供一种独特的“美学体验”，这源于柯布的一个基本观念，即建筑的交通与结构同样重要——“建筑学就是交通”[7]。建筑三维物理空间的巧妙设计，正是支持这种动态时空经验的关键。（组图，实地照片，平立剖） “空间究竟有多重要”，看来无法也无需找到标准答案，甚至，空间如何定义、如何作用，在追问下，也难以用同一模式解释清楚。对于空间在建筑中作用的关注，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要以多元化眼光，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与现实问题影响下的空间内涵及其作用特性，寻找属于每个人自己的、具体情境下的、真实的“空间定义及重要性定位”，以此实现设计本质上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1] ［挪威］诺伯格·舒尔茨，尹培桐译．存在·空间·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6 [2] 童明．空间神化．建筑师，105期．2003（10），P22 [3] 造成该现象原因很多，有市场、时尚、学院派教育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对“空间”重要性的不同理解，只是其中原因之一。 [4] 顾大庆．空间、建构和设计——建构作为一种设计的工作方法．建筑师，119期．2006（1） [5]［英］彼得·布伦德尔·琼斯，魏羽力等译．现代建筑设计案例．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3，P122 [6] 许巍唱词。 [7] ［荷］亚历山大·佐尼斯，金秋野等译．勒·柯布西耶：机器与隐喻的诗学．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11，P52 2006/5/13 路易斯·康和他的中国同学们该文说实话，不是特别科普，不怨我，主要是康这个人太搞，说话有些神叨叨的，大伙凑合着看吧。
不过还是特别希望大家多提些建设性意见，一起讨论讨论，好让我的水平再提高些。^_^
路易斯·康和他的中国同学们
——原文载于《设计新潮》2006年第2期，总123期
初次知道路易斯·康（Louis I. Kahn），是在1980年代后期，刚开始读建筑学那会儿。那时外面世界的信息非常少，我们被教导说，建筑就是“形式＋功能”，如此明晰易解的金科玉律，在习惯于被动接受、擅长数理化思维的脑海里很快扎下根来。所以，当在资料室内，看到影印杂志上模模糊糊、很难用美或不美描述的黑白建筑影像，望着学生自办油印刊物里翻译的神密费解的“建筑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子”、“光明与静谧”、“我与砖的对话”之类的文字时，恍然发现，原来建筑还可以这样理解——可以如此神秘、如此有力量，可以如此与思想、材料、空间，而不仅仅是美或不美的形状、合理或不合理的功能那么接近，心里便有了一种打破戒律后的快感，同时直感告诉我，这样的建筑更能直指人心深处。 进入1990年代，买到本国内学者编写的《路易斯·康》[1]。当时正是埋头炒更、拼命赚钱之际，“后现代风格”大行其道。在国内教育和市场的大环境中，慢慢形成了“建筑＝形式”，也就是“做立面”的观念。市场需要最新、最快、50年不落后的形式风尚，买建筑书就是要学习其中图片，以便现抄现卖。而之所以买《路易斯·康》，一是为了满足大学时的心愿，想对康多些了解，二是知道他是深刻影响文丘里（Robert Charles Venturi）的老师，而当时文又是国内专业界认定的后现代风格鼻祖。但翻了几页之后，却发现“实用性”不强。从国内理论家擅长的“风格、主义”角度看，康的建筑与那种平面化、戏剧化、拼贴式的后现代建筑形式其实并没有什么关联，反而更接近当时国内认为“已经落伍”的“现代建筑风格”（当然，我们的理论家又给他加了一顶朴野主义Brutalism或新古典主义的帽子[2]），用国内建筑师拿手的“体块、比例、穿插、明暗关系”等“设计手法”解析他的“建筑形式”，也很难发现多少新奇、解构、可抄之处，更多地还是一些基本形体的简单组合，如正方、矩形、圆、规则三角形等。不过，从印刷模糊的黑白照片中，我再一次清晰地感受到，康的建筑散发出的震慑人的神秘力量。 再后来，进入21世纪，中国建筑学与国际迅速接轨，我们知道了越来越多的西方建筑师及其作品，也通过各种开放、多元的途径，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到西方当代建筑发展的状况，这一切使我们以近乎零时差的速度紧跟最新“西方风格”时尚，无论它是以“先锋建构”，还是以“商业流行风”的姿态出现。 当我们拿着与欧洲、美国看起来一模一样的设计，讲着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语言洋洋自得时，那个不仅仅来自于西方专业界、更是来自于我们内心深处的疑问——中国的现代建筑究竟何在？这个曾纠缠了几代中国建筑师的问题，象逃不开的宿命一样，梦魇般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又一次遇见路易斯·康，看到了《路易斯·I·康：在建筑的王国中》这本书，并由此发现了一条过去曾被自己忽略、但却极富启发性的线索——即同出一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路易斯·康和他的中国同学们，都不约而同采取了向历史寻找灵感的设计态度，但彼此得出的结果，却为什么如此大相径庭！
康的中国同学们的方法与结果 从学术背景上看，中国建筑学与路易斯·康颇有渊源。中国第一代建筑师有20多名（杨廷宝、童寯、梁思成等）毕业于U．Penn[3]，他们与康曾是前后级同窗。 1920年代的U．Penn，深受巴黎美术学院“鲍扎”（Beaux-Arts）体系影响。该体系强调古典美学构图，注重形式、风格、比例、轴线、立面造型，以美术的眼光学习历史遗产，进行建筑设计，这一切都深刻影响了康的中国同学们。 康的中国同学们将“鲍扎”理论带回中国，结合功能主义，形成了一套“美术＋功能”的中国建筑学教育体系，在建筑理论方面，形成了一套以“风格、样式、流派”为标准的分析方法。这一切影响到具体实践，加之中国政治文化背景、强调建筑教化功能等多重因素，在实现“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4]、创造“新而中”建筑风格的大目标下，用新技术（混凝土技术）模仿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一些形式“符号”，如大小屋顶、斗拱、花窗等……就成为一条顺理成章的“中西结合”的设计思路。 到了1980～90年代，在西方1960年代开始兴起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在中国由于迎合了“夺回传统风貌”的政治要求，阴差阳错地流行起来。后现代的“符号学”在中国城乡，造就了一大批迪斯尼式的“中国现代建筑” [5]。 “综观建筑界中国文化之根的问题，实际上自近代以来，一直是困扰着国民的深层创痕。建筑上的文化创痕从未愈合。在传统体系瓦解、新体系尚未形成的文化真空中，无论严肃认真的、抱着文化使命的第一代建筑师，还是现代商业氛围中嬉皮士式的拼贴，都没有脱离建筑形式主义的老路，或者说，没有能够脱离对形式的侧重……”[6]
康的方法与结果 康在1920年代的U．Penn，接受的是与他中国同学同样严格完整的“鲍扎”体系训练。但他深受老师保尔·菲利普·克雷特（Paul Philippe Cert）的影响，将美术学院体系更倾向于理解为一套科学体系，从而认为“建筑不是历史风格问题，而是一门解决问题的艺术”[7]。因此，在美术学院的学习中，他更专注于观察表面“形式”背后的“实质”，“喜欢在过去所受的教育和现在的诱惑之间有所突破”[8]：他的学生作业体现出对“被剥开的古典主义”朴素语汇的偏爱，他的“装饰是平面的，而不是美术学院教学中占据中心地位的立面装饰”[9]；他著名的“服务”与“被服务”功能空间逻辑等级关系的概念[10]，灵感来源于美术学院典型的在石头建筑里掏洞的做法（平面图底关系），但他超越了表面轴线、构图之类的形式技法，关注到其中蕴涵的空间秩序[11]；他对光线在建筑中的兴趣，首先来自于美术学院教给他的光影渲染课[12]，但他透过二维的平面、立面，更深入地将光线与结构表达、气氛营造、体量关系[13]等建筑的本质联系在一起。 这种透过建筑表面造型、风格，直抵建筑本质的思考与设计方法，一直贯穿在康的建筑生涯中，帮助他逐渐超越形式主义的简单模仿及二维美术化倾向，发挥出形式、图形（graphics）、结构在空间、光线、建造、三维形体、人体精神感受等多方面的作用。 康从U．Penn毕业后，遇上了一个经济大萧条时期，这与他的中国同学们一回国就遇上繁忙的建设从而大展身手[14]相比，似乎时运不济，但恰恰是这一段长时间的思考、研究、酝酿，帮助他“有机会停下来重新理解他的艺术在这个有着大量社会需求和新的技术和美学潜力的年代的作用”[15]。此时又恰逢一批欧洲建筑师来到美国，现代建筑开始完整地进入美国，康关注到“现代主义带来的新的组织方式，包括开放的平面和对建筑师社会责任感的强调，他还参加了现代主义广泛的新建筑技术实验。” 在逐渐成熟的现代主义观念与严谨的古典美术学院训练的双重影响下[16]，“传统与发展”成为路易斯·康非常关注的主题。康在将建筑与历史的基本原理结合方面——即对一些特殊历史母题的运用上，唤醒了整整一代建筑师。但他的同时代人（如菲利普·约翰逊、沙里宁等）以及后来者（如文丘里、格雷夫斯等），包括他的中国同学们，“对于历史母题的运用主要是在装饰层面，没有联系到深层次的空间结构或者结构完整性的原则。”[17] 康面对历史主题，采取的是一种简化、回归基本原点的思考方式——“我相信建筑师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回头去聆听最初的声音”[18] 。他倾向于将其作品描述为是对一些理想的、早已存在的“形式”[19]（原型）的发现，而不是发明什么新的东西，“‘形式’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与环境条件无关”；而“设计”，则是一个个人化行为，是个人经过艰苦思考、逻辑推理，结合具体问题、现实环境，对“形式”（原型）进行的一种个人化解释[20]。在这样的思考基础上，他将历史与现代，在一个较为抽象、本质，同时又具可操作性的层面上，联系在一起，从而远离传统类型学[21]导致的表面形状（shape）模仿，并留给新技术发挥、新问题解决以充分的余地。[22] 他提出了一条从空间与人的关系挖掘“形式”（原型）的线索。“空间具有力量，并且提供行为模式”[23]，不同模式可以注入不同功能，进而将人的行为模式以及相应的空间模式总结为四种[24]：1）学习——单个场所功能空间；2）聚会——集会功能空间；3）实用——多种元素功能空间的集合，无单一焦点；4)宝库空间——供人体验他人成就的功能空间。在他的绝大部分作品中，都能清楚看到这几种“形式”（原型）的表达，以及在不同条件下的组合与现实转化。 除了上述基础理论外，康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作法，给我印象深刻。1）康“始终拒绝使用古典建筑细部，而是把自己限定在现代主义者的道路上，在（古罗马的）废墟中进行抽象”[25]。抽象的结果之一，是某种“几何（graphics）原型秩序”[26]，他在不同尺度、不同材料上严格控制、谨慎操作这种秩序，从而给人以“历史”和“先进技术”共存的双重印象[27]。2）从完整表达结构（structure）逻辑的角度入手，康让他的“建筑成功地变得和他在罗马看到的一样基本和永恒”[28]。康的建筑形态（form），总是尽量清晰、完整、有秩序地表达出结构体系逻辑，表达出建造过程，人们可以从建筑内、外“很清楚它（建筑）是如何形成（建成）的” [29]。他涉及过的方法包括：对砖的砌筑方式的探索（砖与拱的对话），混凝土的可塑性、跨度、梁板关系的探索与表达，混凝土模板系统的精心控制等。3）康认为，建筑就象希腊神庙的形成所揭示的那样，开始于“‘建筑断裂而柱子形成’，同时接纳光线和创造一个支撑系统的时候”[30]。因此，在体量（mass）与空间（space）的实、虚处理上，他特别关注结构以及结构所“制造”的宁静自然光线，关注“光以什么样的状态在空间中漫游？”[31]。他常常以这种角度对传统空间的内在深层秩序进行分析与抽取，并做出相应现实转换。
思考方式的差异 除了上述古典与现代两种建筑观念、形式化与本质化理解建筑、文化背景及个人天赋差异等原因，导致康和他的中国同学们设计之路迥然不同外，我在阅读中外学者论述康的这两本图书过程中，还发现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中、西建筑专业者在思考建筑方式上的差异。 中国式的建筑学思考方式，往往偏重描述，缺乏思辨与分析；偏重笼统的文学化、感性化议论，缺乏严谨的逻辑推理；偏重形式（图形）技法，缺乏建筑本体思考。因而，很多学术文章看起来才华横溢，但真正有价值、有深度、具有现代建筑观念、能够一步步深入的学术思考，比较匮乏，对设计本身的启发意义因而也就非常有限。 《路易斯·I·康：在建筑的王国中》这本书，在掌握大量一手的文字及图形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理性逻辑而非文学抒情的学术分析，让我深刻理解而非感性体会到，康建筑神秘性与纪念性的由来；通过对康一些重要作品设计过程带有明确学术观点的详尽分析，而非表面的机械性描述，帮助我在建筑意义寻找与思辩逻辑推导、建筑本体挖掘与意义表达等多方面，得到扎实启示。 康的思考方式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他曾说过，对“混沌包容”自己是很苛刻的，他需要“一门专门的逻辑课”，以便获得对“逻辑创造性的锻造” [32]。他的每一个概念的提出，都是通过一种穷究本质的思考方法推导出来，其推导过程相当严密，每一步都非常艰苦，耗时耗力[33]，得到的结果在旁人看来常常是混沌、模糊、神秘和多解的，但这种模糊，又不是中国建筑学那种感觉的、文学化的、联想化的、比喻赋兴的、具像的，而是体验的、抽象的、直达建筑本质的。 所以，他会说——“伟大的建筑必定始于不可量度，必须经过可量度的设计过程，最终完成于不可量度。”[34] [1] 李大夏．路易·康．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 [2] 李大夏，P12 [3]李大夏，P4 [4]李大夏，P5 [5]丁沃沃、张雷、冯金龙编著．《欧洲现代建筑解析－形式的逻辑》．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P2 [6] 摘自陈伯冲BLOG（喜马拉雅工作室）——冷眼静观中国风 网址：http://spaces.msn.com/himalaya22a/blog/ [7] P14 [8] P19 [9] P14 [10] P73 [11] P66 [12] P15 [13] P223 [14]李大夏，P5。这一点也可以反观当下的中国建筑师，多忙于工程，无暇思考。 [15] P20 [16] 弗兰姆顿曾这样评价路易斯·康：“个人特性绘出了一幅正反元素共同存在的图画。他事实上是古典的，但在造型的稳定和对称上，他又怀念中世纪的浪漫情怀；他最热切地使用进步技术，却也不避免设计中石柱的使用；他的思想早已超越了功能主义的设计，但在许多例子中，他又运用功能主义的美学观；他与理性主义者一样赞美体量，他的薄的围墙和全透明体又近似反驳；他很熟悉充满生命之力的有机观念，却不赞同其干扰形态学”。 [17] p102 [18] p102 [19] 此“形式”非古典建筑观点认为的形式（形状shape），以笔者的理解，是一种抽象的基本原型。从这个意义上讲，与意大利阿尔多·罗西在“意大利地方性与古典传统中提炼出的城市类型”有些相似之处，但罗西的“类型”，在功能、形式、意义表达上，比康更为具像。 [20] P100 [21] 也就是中国理论家常采用的风格、主义、流派等标准进行的分类。 [22] “形式”与“设计”这一主题，后来被康用多种词汇进行了阐述，如：“规律和规则”（1961）、“信仰和手段”（1963）、“存在和表现”（1967）、“静谧与光明”（60年代末）。P204 [23] p103 [24] P103 [25] P10 [26] P60，笔者理解，是一种基本几何形状（shape）之间的组合逻辑。 [27] P60 [28] P58 [29] P223 [30] P202 [31] P223 [32] p102 [33] P99 [34] P205中有同一句话的翻译，“在我看来，伟大的建筑必须从不可丈量的东西开始，并且经历设计中不可丈量的过程，但是它的结果也必须是不可丈量的。”这句翻译与笔者曾作的摘录，以及李大夏P15页的翻译“一定从无可量度开始，当其在设计着时经由可量度的手段，最终达到无可量度”相反，以笔者的理解，该书中这句话的翻译应是错的。 2006/4/27 “差距”与“差异”
“差距”与“差异” ——原载于《设计新潮》2006年第1期，总第122期
说实话，在阅读这本由荷兰根特城市研究小组撰写的《城市状态》一书时，我时常有种恍惚感。书中描述的“城市状态”（The Urban Condition）从表面上看离我似乎很近，仔细想想又离我很远。 在本城一系列描述上海“国际大都市”的电影、小说、新闻报道、学术文章中，迷离的酒吧、美女的私欲、尊贵的老洋房、郊区别墅的大草坪、浦东23世纪式的未来景观、紧跟国际潮流的时尚秀等……一点儿都不比《城市状态》中所描绘的美国和欧洲大都市的城市景观来得逊色，甚至在刺激兴奋、日新月异方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很多来自“几十年如一日无甚变化”的欧洲城市的人们，以及我们的同胞，特别是有着浓厚家乡情结、生活在世界各地chinatown里的原上海土著居民，常常会惊讶而又不无自豪地说，还是上海更“洋气”、更“都市”、更“未来”。 但如果你在上海和欧美城市（而不仅仅是chinatown）中真实地生活过，比如在上海，作为一名每天挤公交车上班花费三、四个小时在路上，日日看着房价上涨而一筹莫展的普通市民，再比如在巴黎，作为一名第十或第十三区中，为就业、住房、宗教、犯罪、种族文化等诸多事物烦心的第二代移民，你就会发现，表面上看得见的物质形态（城市景观）对于各自的真实生活，其实更像是一块布景、一个幻境，虽然场景相似，但其中上演的“戏剧”——即人们生活其间的“城市状态”，无论是在人的疏离感、城市景观发展演变的动因、各种亚文化的多元交织、社区的性质……等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极为深刻而本质的差异。 但在一些国人眼中，却往往将这种“本质上的差异”（difference）理解成为“数量上的差距”(gap)，于是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我们在物质形态（城市景观）上、学术名词（研究）上紧追不舍、大干快上，就可以弥补与西方城市的差距。所以，“毫不夸张地说，近百年来中国人之阅读西方……首先是把中国当成病灶，而把西方则当成了药铺，阅读西方因此成了到西方去收罗专治中国病的药方药丸”[1]，而且深信，吃了这些药丸之后，我们就能强身健体，祛除百病，“与国际接轨”。 只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尤其在阅读《城市状态》一书时，由于它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了西方学术界以多学科角度研究西方当代城市的状况，我不断将其与国内目前研究城市问题的情形进行对照，进而对“差距”与“差异”之间微妙但又十分重要的区别，有了进一步体会。 “差距”的确存在，也确需弥补，我以为，它主要体现在研究城市问题所采用的方法与策略上。 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通过两个途径研究城市问题：一是从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和建筑学的角度出发，比较关注物质形态层面的构成；一是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比较关注大的社会背景演变。这两种途径的研究手段都比较古典、静态、宏观，对于如何将不同学科有机结合，如何深层次挖掘物质基础与社会学、心理学的互动，如何动态、深入地考察真实的人（群体和个体）的城市生活，并对其进行学术判断，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 《城市状态》（或者说西方当前研究城市问题）在这几个方面则表现得较为出色。该书以“城市物质环境与人们生活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为基本出发点，从空间（偏重物质实体探讨）、社区（偏重人群、亚文化探讨）、本质（偏重个体探讨）[2]三个方面，运用历史的纵向发展演变、多学科的横向交叉等方法展开研究。在写作方法上，前半部是传统的结构主义式写法，试图搭建一个尽可能全面、完善，囊括尽可能多问题的系统；后半部，则从当前学术研究的趋势出发，以一种案例研究（case study）的、非结构化、非系统化、关键词式的、一针见血的分析，对前半部的理论体系进行补充、深化与调整。
“差异”主要体现在问题（problem）定性上，即“我们的问题”与“他们的问题”的区别。 我们做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发现、分析、解决“我们自己的城市问题”。《城市状态》一书中提到的许多西方问题，既有传统城市规划、建筑学容易理解的形态、设计、景观，更多的则是围绕社区、后现代都市、多元文化等方面展开的。有些问题乍一看与我们的问题非常类似，所以，总有些国内也经常使用的概念与名词，跳入我的视线，不过也正因如此，我才更加真切地认识到，只有仔细鉴别二者在使用这些概念时的语境（context）及解决问题上的“本质差异”，才能帮助我们找到“自己的、真实的城市状态”，进而有的放矢地分析“真问题”而非“伪问题”，寻找“有自己特色的解决方法”。试举几例说明： 【郊区生活】欧美特别是北美的郊区生活发展多年，历经了好几个不同发展阶段，城市中心因而受到削弱，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的10年间，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由58％下降到49％，郊区涌现了大量办公楼、商业、服务业，边缘城市等现象也应运而上[3]。 但在中国，所谓的郊区生活是近10年内随着城市化进程、旧城改造、住宅商品化才逐渐出现的，真正欧美意义上的、主动的、“高尚生活式”的郊区生活是否真得存在，需要置疑？中国的郊区，容纳了大量由于内城改造而外迁的老城居民[4]，以及被高昂房价所逼不得不住出来的普通市民，那么，这样的郊区生活是否是一种廉价的、被迫的权宜之计呢？普通郊区居民到城市中心上班，在没有私家车的情况下，公共交通如何发展？在中国南方，如广州番禺等地，90年代以来出现了很多大规模（相当于一个普通县、镇规模）的郊区楼盘（设施齐整、自成系统、分期建设、对外封闭、人口众多、居者上班多在市中心），以及模仿西方的销品贸（shoppingmall），它出现以及持续的原因是什么？在人居环境上的得与失又是什么？上海“一城九镇”打造的风格化、布景式的郊区生活，在很多文化人诟病的情况下，依然实现，它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执行体制与文化心态？与当代城市的迪斯尼化现象相比较[5]，它在城市生活方面的试验性，与“新天地”有类似之处吗？如果本质上是类似的，“新天地”为什么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呢？…… 【城市象征意义】凯文·林奇在《城市意象》（1960年）中提出的“认知地图”及“五要素”等观点，目前在中国建筑规划界已被人们奉为“标准规范”。但是，他的这套东西在西方，由于“后工业社会的象征关系逐渐变得更加随意，更加不稳定”[6]，已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中国的城市虽然尚未完全工业化，但却已受到商业化、信息化的快速袭击，它与西方后工业社会在象征意义的松散方面有着怎样的异同？中国城市的这种特性，其象征意义还能够通过凯文·林奇的理论完全解释得清、解决得了吗？如果不行，我们该如何寻找（或者是否有必要寻找）新的系统来取代它呢？…… 【街道生活的复杂多样性】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a）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1961）[7]，是近年来国内讨论城市问题时必然引用的书目之一，今年终于译成中文，并上了国内众多年度读书排行榜，由此看来，她的论点赢得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和关注。 那么这种引起普遍关注的背景是什么？是中国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吗？中国知识分子在该书中寻找的具有怀旧意味的复杂街道生活景象（多样性活动、多样性人群），真的在中国1949年以后以及1980年代以后大批快速建造的二、三线城市中存在过吗？如果存在过，它们是否又很快地消失在1990年代以来，由大型商场、旅馆中庭、天桥所构成的只允许发生单一活动的消费监狱中了呢[8]？中国知识分子怀旧情结的理由，是基于一种对于生活的想象，还是真实城市生活的体验呢？这样一种对城市生活的想象，是普遍存在的吗？难道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其实不存在的虚拟“城市”中吗？或者说我们的“现代城市”与西方“现代城市”有什么差异，该如何定义呢？面对城市中心地带已然变换了的居住人口（中产阶级入侵），原来的街道生活还能存活吗？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社区】中国的社区其实更多地是一种政府管理单位，它与西方社区的概念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没有共同利益、文化背景的群体出现（如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中国城、同性恋社区），社区存在的依据在哪里？中国有真正意义上根据“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概念”[9]存在的同仁群体形成的社区及其相应的空间吗？北方中国普遍存在的大院社区文化，为什么在南方如上海、广州等地不多？改革开放以来，大批民工涌入城市，他们的第二代大部分已不愿回到农村家乡去，他们会在城市当中形成怎样性质的社区呢[10]？会是那种社会与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贫民窟社区吗？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该如何应对？…… 【移民】上海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城市改革开放的深入及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城市户口限制放松，大批海内外移民涌入。作为城市中的新一代移民，他们比城市原土著居民更能体验一种“城市性”生活状态，“一方面，个体……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和自由；而另一方面，他也失去了在一个完整的社会才有的自发的自我表现力、信念以及参与意识” [11]，这样一种“自由”与“疏离”状态，是中国新一代移民在大都市中的宿命吗？作为独身子女的中国年轻移民，虽然冲破了中国传统户籍制度的制约，但他们中很多人仍会按照中国的传统生活方式，将外乡的父母接到自己奋斗中的城市一起生活[12]，这将会带来一些被动性的老龄移民，他们因而会带来怎样的社会问题？会引发怎样的社会及心理上的连锁反应呢？…… 上述可以相互对照、貌似相似、实则有本质“差异”的中西城市问题，其实在现实和学术研究中比比皆是，于是，读《城市状态》一书于我而言，就成为了一个持续不断地、不由自主地一再脱离（西方）文本、反思（中国）现实的过程，“差异”与“差距”，也就成为一个始终浮现其间、需要反思的主题。 2006/4/18 建筑的重生杂事太多，只好不断拿旧文冲事儿，冒充更新。各位见谅了。
建筑的重生
——原载《设计新潮》2002－第1期－总98期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句话的欧美版本体现在波特莱尔的两行诗中——“旧巴黎不复存在，城市面貌改变得快于，哎！一个凡人的心”。所幸的是，在《旧建筑改建和重建》一书的前言中我们看到，到20世纪6、70年代，这一版本在西方、特别是欧洲基本上已近绝唱，所以我们刚刚富裕起来的众多国民还有机会去欧洲体会古老的情调。相反地，在历史悠久的故国，我相信每个普通人，特别是建筑师们都会从“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豪言壮语中体会到这句老话的最新发扬光大版，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翻天复地的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谈一本讲述欧美国家改造旧建筑的书，乍一看似乎不合时宜，深里想一下确已是迫在眉睫。原书英文版标题叫“建筑的重生”（Architecture reborn），中文版把英文版的副标题《旧建筑改建和重建（The Conver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old Architecture） 》拿来作了正题，这一正、一副改变之间，其实颇值得玩味，这里面实际上反映出中国与欧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观念的差异。 欧美经过各种思潮、各种利益的漫长争斗后，到今天在观念上基本认为，“新、旧交错”是一个恒久的主题，“建筑的改建已成为建筑学的一部分”[2]，在实际工作中“美国建筑业70％以上的工程与古旧建筑的再利用有关”[3]，欧洲各国建筑日常维修资金的投入量年递增率已达6～10％。因此，谈旧建筑改造的书是面对所有从业建筑师的，改造的对象除了少部分的文物建筑，大部分都是普遍存在于人们生活空间中的普通旧建筑，所以它的英文书名没必要那么专门化。而在中国，一说到旧建筑改造，那一定是指特定的、值得改造的建筑，而“值得”的标准在一般公众和大部分专业工作者心目中往往就是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建筑，其它的一般性旧建筑只要有钱索性拆了重建，谈不上什么改造。旧建筑改造不是一般建筑师的关注领域，它已演变成为建筑保护领域内那些懂得“大木作”、“小木作”专家的专属领域，因此，中文书名才起得这样有针对性、专门化[4]。 该书的主要内容还是落实到了具体案例的介绍上。它以大量的图片和简洁的文字，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当代欧美（包括日本）旧建筑改造的图景，其中包括许多著名建筑师的作品，如Herzog & Demeuron （瑞士）、Bernard Tschumi（法国）、Renzo Piano(意大利)、Norman Foste、Richard Rogers、James Stirling（英国） Michael Graves(美国)等等 ．．．．．．涉及了多种建筑类型，包括博物馆、学校、工作室、办公楼、码头重建等等．．．．．．从具体改造作法来看，它几乎是一个从新到旧的连续谱系，从内外原封不动的修缮、到外部不动内部大规模改造[5]、增加不同规模的外部新设施[6]、仅保留几个旧的支撑结构、一直到仅仅拿旧建筑作为一个现代建筑总体构思中的微量元素[7]等等．．．．．．其改造的理由来自于经济（这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时尚、建筑师个人风格倾向等多种原因。虽然样式多种多样，但基本态度都是用一种更为自由、更加灵活的态度看待我们的历史环境，新的改造无论在功能和风格都以满足现代人的现代生活需求为出发点，只是拿“旧建筑”说事儿，说的还是自己现在的事，浇的是自己心中当下的块垒。 相对来说，中国的旧建筑改造则大不相同。“整旧如旧、和谐统一”是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不变作法，保护旧建筑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在改天换地的新生活中“我自岿然不动”是某些知识分子强烈的使命感所在，这样的结果是保护了一些有历史价值、但没有人气、没有回报、没有环境的木乃伊。到了今天，从周庄在旅游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开始，乌镇紧跟着把正生活着的人们请出了老区以供参观者游览，“新天地”通过经济手段在上海城市中心建造了一个与老城区原始人居生活隔绝的真空“飞地”供小资们品味情调。难道旧建筑改造又演变成为旅游建筑的一个分支不成[8]？ 我个人以为，具体的作法好学，如“新天地”，已经很地道地把欧美当代一些旧建筑改造的手法拿了过来，但观念上的距离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案例的介绍上，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析不同类型旧建筑改造所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呈现的观念以及后面的动因，每一个建筑师都可以体会到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看待今天的当下生活，它不专署于保护专家。用这样的视角再来看一下国家大剧院当时的招标方案，是很值得我们思考。所有国内的方案都在“天园地方”、“九宫格”中打转转，而所有的外来和尚们都不约而同地拿出了面向未来的崭新的设计，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个中国的专业工作者们反思吗？
[2] P14 [3] p10 [4] 从书中对一些明星建筑师名字的陌生译法来看，我以为译者不是建筑专业的从业人员，他们选择这样一个中文名实际上代表了中国一般大众对旧建筑改造的理解。 [5] p235 [6] p168 [7] p135 [8]本雅明认为，建筑以两种形式被人感受，一种是视觉，另一种是触觉。作为视觉感受，它要求人集中注意力，用眼睛记录建筑，大多数旅游者可以做到。作为触觉感受，它是下意识的，要求人漫不经心，通过日常的生息劳作和建筑建立起唇齿相依的关系。换句话说，建筑不仅仅是符号化的形象，更是一种植根于具体时空、长期的使用体验。旧时的建筑更多地活在神学里，与仪式、节气、劳作、泥土有关。现在，神学发生了变化，神可能永远“不在场”。建筑的使用、营造、设计、也脱离了仪式甚至泥土。 2006/4/15 读建筑书的方法在给《建筑师》写文章的时候，DUDIAO的一句话提醒了我，这种杂志是给有一定平台人读的，语言及背景无需太过白话。
不过，我有时在想，大白话“学术文章”对于连大白话都听不大懂、都说不利落的中国建筑师和学生们，好像还是蛮需要、蛮重要的。
正好，《设计新潮》的编辑希望我写一些书评，这本是个无名（放在杂志最后，需放大镜才看得清的小字体）无利（稿费只够喝杯五星级酒店的咖啡）的事情，我还是愿意写的。
一是因为素未谋面的女编辑的声音很好听，也很会恭维FAN教授；二是，我发现，这样的练笔，可以逼自己这个懒惰的家伙读些书，想些问题，就跟无名无利的教学过程对我的意义是一样的，对自己智商有好处的事情，我一般还是蛮乐意做的。
读建筑书的方法(节选)
——原载《设计新潮》－2004－第1期－总110期
一直以来，国内建筑学界中的专业人士可以被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类人群[1]：一为搞“设计（实践）”的，一为搞“理论（研究）” 的[2]。由于大家都是“知识分子”，书总是要读的，由于大家都是“专业人士”，建筑书更是不可或缺。不过这两类人群读建筑书的方法，却是大相径庭的。 这样一路读下来，“建筑形象”就成为惟一可以吸收的营养，形象背后的设计思考、形象之所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其独特境遇，则统统忽略不记[3]。因此，“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成为一种必然结果，盲目追随舶来的“形象潮流”成为一种必然现象，“抄”也就成为每个中国建筑师痛骂不止、但又无法根绝、类似毒瘾般的无可奈何的必然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分设计好坏的标准变成了谁抄得更新、更快、更时髦。由于中国不同城市接触信息速度的不同，于是，“大城市、开放城市设计水平一定比小城市、内陆城市高”成为普遍现象，而诸如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不同地域建筑各具风采各领风骚的现象，诸如瑞士提契诺这样的区域建筑学派，诸如澳大利亚一个小地方的建筑师最后获得AIA金奖的故事，诸如墨西哥巴拉干、印度柯里亚这样的人……，在我们专业领域中早已不复存在，我们要做的是建造庞大的航空母舰，在“先进”的地方紧跟世界“先进”潮流。 而搞“理论（历史研究）” 的读书方法，则走得是另外一个偏锋。从语言学、文化学、心理学，到哲学、人类学……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解构主义、现代之后……，已然进入“距离人体10厘米之外皆可入建筑学法眼”的“广义‘境界。搞理论的擅长以“文字”作为阅读和写作对象，在文字中构筑有关建筑的种种说法。只不过，文字书写的语法及谈论的话题，已与汉语语境、与建筑本身的关联越来越弱，语法不再是汉语的主、谓、宾，而是西语的前置后置，话题是国际潮流与各种文字理论本身的逻辑论证，本乡本土的语境、具体的造房子事情似乎都已登不上理论的大雅之堂。 从文字中来到文字中去的结果，造成了建筑理论中“精深＝难懂”、“先锋＝喃喃自语”等现象，语法是越来越纯熟，流行理论、名词也是越来越多，但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质性内容却越来越少，距离建筑本身也越来越远。小圈子内惺惺相惜，圈外人则云里雾里不知所云。 搞理论与搞实践的如此这般下来，他们之间的鸿沟就变得越来越深。搞实践的不相信，建筑这样一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造房子的朴朴实实甚至很难称之为科学的专业，真的需要那么多玄妙的理论说词儿；搞理论的则觉得搞实践的目光短浅，过于现实，无法达致高深境界。于是，话不投机半句多，“画片儿”与“文字”就这样愈行愈远。建筑界表面看起来热热闹闹，实质上从实践到理论都乏善足陈。 因此，当编辑将四本乍看起来毫无关联的建筑书交予笔者希望有所评介时，如何有效地阅读它们，以便更好地帮助我们建造中国现实中的城市和建筑，而不只是文字对文字、图片对图片地看将下去，则不但是笔者的兴趣所在，更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 通过评介上述四本书，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读建筑书的方法。我们认为，读建筑书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为人们建造更好的（而不仅仅是漂亮的）生存环境的目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并没有什么无法逾越的鸿沟，而是相互促进、相互激发的关系。理论书可以帮助我们打开眼界、开拓思路，学会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让我们在造房子的时候不只想到形象，还意识到影响造房子的有那么多重要的因素。面对具体的建筑形象，我们除了要学习一些实际技巧外，更要理解这些形象产生的现实、历史、设计背景，以切实帮助我们领会在不同情况下，设计师所采取的各种策略。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意识地以一种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态度读书，帮助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深层次而非表面的方法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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