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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009 边读边想阅读《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39期（10月25日出版）专题《剑桥：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让我颇多感慨，随手记录一下。
剑桥现任执行校长的埃里森·理查德针对英国政府一直要求大学广开通道，让贫穷家庭子女有机会进入剑桥、牛津这样的精英大学读书。这位女校长的回应是：“剑桥大学的入学资格完全建立在学生的智力基础上，我们为最优秀的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无论他们的社会背景如何。大学关心社会正义，也促进社会正义，但它不是社会正义的引擎，也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工具，它有自己的目的”
这段话解答了我心中一些纠结。
最近，我常会被一些“政治正确”的观点束缚，使得自己偏“精英”的教育观和信仰的普世平等价值观之间产生矛盾。
我甚至会不好意思说出“精英”二字，觉得其中含有阶层感、俯视感、不平等感，进而会产生一种羞愧感，因为，我从骨子里坚持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生存方式都应当受到尊重，应该拥有同样的权利、重要性与正当性。
剑桥校长这段话提醒我——在交大这个所谓的“中国名校”中，我具体贯彻的教育观及其方法，与我自身的自由主义倾向价值观，两者是可以分开的。
在教学时，在评价学术水平时，应该毫不犹豫地以高水平、严要求作为衡量标准。
我应该毫不内疚地问学生，你觉得自己够聪明吗？（这一点是我生活中最不愿意问的，因为有明显的智力歧视倾向。但在交大这个具体环境中教书时，我觉得应该坦然地、理所应当地问）够努力吗？是在给自己压力让自己一直进步吗？
如果答案全都是否定的，那对不起，你不应该在交大读书，在我这里你会不及格的。
一个剑桥博士这样说：“在这里拿个博士没什么特别的，但如果你是从伊顿公学、格拉比公学毕业，在剑桥或牛津读了本科，那就很特别了。这说明你在人生最关键的成长期接受了最好的教育……”
我一直告诫自己，不可以有出身歧视。
但我还是不能欺骗自己，在中国所谓的“名校”里，仅就智商水准而言，“一流的本科、二流的硕士、三流的博士、四流的教授”这一说法，基本符合现实，当然说出来也是“政治不正确”的。追根溯源，都能从硕士、博士、教授的不同成长背景中（尤其是本科教育，包括初高中教育），多少看出些端倪。
所以，现在我跟一个人接触前，不管他是哈佛毕业的博士，还是交大毕业的本科生，在我心中其实是一样的。我不会因为学历的高低，有任何先入为主的判断（尤其在学历严重注水的今天）。一定要等我跟他接触一段时间后，才会做出判断——现在判断一个人学术素质、智力素质，时间、精力成本是越来越高了。
剑桥政治系讲师刘瑜，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硕士之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随后在剑桥谋得一个教席，她说：“要我看，剑桥本科生在入学的时候，其潜质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新生差不多，但经过3年本科教育之后就大不一样了。……这里上课，老师是不许点名的，没有点名的权利，但学生们读书的气氛很浓。在剑桥的食堂里，你能听见两个新生在讨论苏丹问题，或者最近有关伊朗的新闻多了，那么来听伊朗政治课程的学生就会多起来，这会让我想起《白人男子的责任》这本书，有公共意识的基础和氛围，在剑桥学政治就不是那么费解的一个选择。”
城市笔记人曾在我的新浪博客发出如下感慨“这个教育的体系真是‘毁人不倦’——那么多的优秀学生，最终，没能成为这个行业的优秀者（倒未必一定是建筑学）——除了学生自身到了高年级之后价值取向的选择和变化，的确，有一大堆东西在把学生拖向……”于我心有戚戚焉！
以同济建筑学、城市规划为例（我想，全国其它所谓“名校”或重点学校的名牌专业，可能都差不多）。
以我的观察，越往上标准越低，平均智商水准越低。而整体状况，则是时间越往后越水，特别是经过扩招，其注水情况让我这个校友都有不堪回首之感。
本科到毕业时，可能20－30％基本素质不过关。
硕士、博士，50－60％不过关，他们或是将同济博士、硕士作为一项“金子招牌职业”，埋头赚钱，在学术上捣浆糊应付；或是靠应试技巧一路考上来，基本的学术积累、起码的独立思考与分析能力都不具备。但他们都可以扛着博士头衔名正言顺地通过各种考核顺利毕业。
……她说“考试一般会给学生6到8个问题，你选择3个来论述，这个题目大吗？你不妨看看政治理论课的题目——‘西方还有未来吗？’‘人们为什么投票？’每个题目学生可能都要用1500个单词来回答。会考验你掌握材料、事实和分析的能力，而评分的一条标准则是，学生除了论述自己的观点外，必须给出一个反面的观点。这样的题目，相对来说就是鼓励胡说八道，但只有大题目，才能形成一种和先人对话的机制，这是让学生有一个大的思想框架，而不是过早陷入到细节中。”
想想我们那些专注于回答“哪个年代、什么风格、规范是几米、防水是几层……”等等诸如此类，完全可以在书本里三下五除二就找得到标准答案的考试吧，你就明白，什么叫训练考试机器？什么叫训练思想？
而那个“必须给出一个反面的观点”评分标准，是多么智慧而巧妙地遏制住了偏文科领域内（比如建筑学领域）泛滥的二、三流的文人与哲学家们无根无据的高谈阔论，将看上去的“胡说八道”，与对已有事实和资料的把握，牢牢地挂在一起。
2000年秋天，何进到剑桥大学读硕士，他说：“负责我们课程的老师是约翰·克利维尔博士，他要给每一个学生单独辅导。我们班10个人，来自欧、亚、非三大洲8个不同的国家。原计划每周每个学生辅导一小时，实际上每个人都远远超过一小时。他曾用两个小时给我讲一道题，那是一道我非常有把握的题目。先读懂题面，抓取重要数据，再根据情况挑选正确的公式，把数字代进公式，算出最终答案了事。我那道题的答案就是一页A4的纸，大半页都是数字、公式和计算，还有几行文字说明。他看看这张答题纸问我，这一大堆数字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有点懵，这东西你知我知，那还用说。然后他又问，这几个公式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我们研究的是物理而不是数字，一个物理老师拿到一份物理题的答案，想看的不是数字，而是学生对物理的理解。不但数字不重要，而且公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基本物理概念的理解和对物理学原理本质的把握。理性的思路应该从最基本的物理假定入手，首先罗列半导体理论的所有假定，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每一个假定、每一种情况、每一次选择、每一层因素都要完整地展开讨论，从而最终导出正确的物理公式用于计算。原来一页A4的纸，后来密密麻麻地用了整整5页，添加了大量的说明、讨论和图示。一道题贯穿了半导体物理学的整条脉络，看到老师陪我一起做出的新答案，我第一次如此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原来物理该这么学。虽然我题答得不好，但是他没有任何批评或者不悦，而是和颜悦色地跟我说：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会这样去做(As a reasonable person，I will?)，一步一步引导我进行理性思维。”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一道物理课程的习题过程放在这里，还划出重点，因为其中鲜明地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思路：
一种是中国当下习惯的只求结果不问原因的学习与教学习惯。
一种是重过程、重推导、教方法的理性教学与学习过程。学生可以进而举一反三，自我进步。
“硕士课程从10月开课到来年9月论文答辩，整整一年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前半年一共13门课，在2001年4月底，13门课分为两场综合考试。……”何进总结剑桥考试的特点：“天马行空，有重点，但没有范围。考题选择空间大，一般一套考卷10道题甚至更多，任选四五道题做就可以。考试题目的难度不是以能不能做出来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以能不能下手作为衡量的标准。考试没有标准答案，看重分析和思辨，各种想法和观点，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还有一条，考试没有第二次机会，几百年来，这一规则一直被严格地执行着。剑桥的想法很简单，学生来学校是学习的，那么就有义务学好。”
“考试题目的难度不是以能不能做出来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以能不能下手作为衡量的标准”
给10道题，选4、5道，可以保证你不会因为“不知道”而做不出题目（这个，却往往是中国老师的杀手锏，考一些你记不住的东西，以显示他的高超）。因此，重点就放在了考察你“如何去做”，如何下手，如何收手。其实，就是重点在考察你的分析思辨能力。
考试没有第二次机会。
我们现在的学生是多么幸福呀，一门课可以多次重修，而且我们的管理部门还人性化地不在档案理留底，只留最好成绩，中国大学是多么轻松呀！！！！
学生来学校是学习的，那么就有义务学好
学生在我的课上总是叫苦、叫累。我知道苦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我们的课程安排紧张。
下面这段话是我看了美国影片《歌舞青春》后的感想：
“中国现在孩子青春最美好的时光在哪里？ 也许仅仅龟缩在大学1、2年级了吧？ 初、高中被考学压力剥夺，大学3、4年级被生存压力剥夺。 美国孩子最美好的时光是在高中。 因此，他们大学里要读500本左右的书，没听人叫苦。 中国孩子在好大学里，不过只读150本左右，就叫苦连连，那实际上是在为他们的青春叫苦。”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作为学生的义务，就是要好好学习，作为交大的学生，就是要高标准、严要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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