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除了工资，我基本上没享用到交大任何“实惠好处”。

礼拜三（4号）晚上，趁到闵行给学生看世博方案之机，免费看了场中国话剧院演出的《青春禁忌游戏》，总算是揩了次油。

 

这是“高雅艺术走进校园”的活动。大学校园里，一直享有这样的好处。但工作后，下意识觉得校园中（即使是专业人士）的演出，总有些业余感、应付感，基本放弃了观演兴趣。但当天的演出，让我觉得自己“out”了。

 

交大剧场的硬件不错，整个舞美、灯光、音响，布置得非常专业、一丝不苟，演员也很投入，情绪称得上饱满。

剧本写得非常棒，柳德米拉·拉苏莫夫斯卡雅（前苏联）80年代末期写就（想想1989年，对于中国、对于前苏联，是怎样翻天覆地的动荡年代吧！）。表面上讲的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故事，其实，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斗争、较量、乃至溃败的寓言。

针对当下“话剧”已然堕落到“供（大众）白领消遣、逗乐、解闷的玩意儿”，这部话剧严肃、认真得，让我颇有些吃惊！

 

故事采用的是“残酷青春”的路数，这是一直以来西方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如前苏联影片《稻草人》，英国影片《发条橙子》，都有很好的阐释。

中国人会回避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没想明白）。我们的作品中，学生永远是善良、纯洁向上的，童年、少年，永远是美好光明的，从不敢涉及年轻人的邪恶。

但仅就事实而言，我知道，文革中有学生（甚至还只是初中学生）将老师打到在地，甚至殴打致死。当时，有学生造反闹革命，追赶到我家所在的部队军事学院大院里，妄图动手殴打母亲。多亏士兵们极力拦阻、保护，以及面对身怀六甲的母亲，没胆量下手。母亲总算躲过一劫，我也才幸运地活下来。因此，我小时有个别名，叫“范保华”（母亲名字中有个“华”字）。

再看看现在，不是一直有类似新闻吗：在厕所内率众疯狂殴打自己同学的女生，将硫酸泼向动物的男生，枪击自己不满的教师和同学的博士生。

 

演出中，交大观众在某些节点处的鼓掌，让我有些不适应。

那些节点处，往往是女教师慷慨陈词理想主义色彩台词，与刚刚学会现实主义的学生进行较量时。她的声音越来越高亢，然后戛然而止。非常像开大会某领导发言，喊出昂扬口号，静待片刻，等着叫好。从小就被驯化的“不明真相的”的群众们，仅靠本能就知道，要给出掌声一片。

我在那些节点处的感受，往往是五味杂陈，倍感难堪与辛酸（剧本的深刻性远远好过演员。中国演员对问题的理解深度，由于文化水平、政治环境等因素，恐怕也就到这个“不明真相”的地步了，剧本的挖掘远远不够。）

 

故事太容易与今天的现实联想在一起。

我在想，理想主义之所以溃败，是不是因为她把希望全都寄托到别人身上了？比如，当女教师发现她一直在“灌输”给“正义、善良”的学生们，根本没受那套教育影响，而是用她认为的，如“垃圾一样丑陋”的现实逻辑跟她纠缠时，她内心产生了无法抑制的溃败感。而她应付恶的手段，又是那么地无助，被道德牢牢约束在圣人（其实就是软弱）的地位。

 

我接着再想，那些怀揣理想在斗争中牺牲的第一代革命者们，如果也是这种心态，不采用“非常手段”去对付“他们认为”的恶，他们怎会成功？假如他们能够活到今天，看到大众们活得如此庸俗不高尚时，会不会也溃败到要去上吊呢？

 

但是，假如理想主义者最终将希望、将准则放在自己身上，而不在意注定会“庸俗化生活”（“庸俗”在此处，我以为应该是个中性词，而非理想主义以为的贬义词。）的大众们能否改造成功，他是不是能够更加坚强和更无所畏惧呢？假如他对付恶的手段，是“以牙还牙”的（恐怖主义恐怕就是这一逻辑的极端表现。），是不是就会战无不胜呢？

 

最后，还是要说上几句学生的基本文明素质。

进场时，我很是花了些时间，帮助一名话剧院工作人员，修复一副话剧广告张贴。它被某个不愿意绕路的学生径直撞坏，然后头也不回就走掉了。以至话剧院的人一直喃喃地抱怨说“现在学生的素质，唉”。

开演了近半小时后，人们才算陆陆续续到齐，剧场才算真正安静下来。我心里不断地感慨，“现在学生的素质，唉”。

整个演出过程中，剧场四处，此起彼伏地有人用闪光灯拍照（一直不太明白，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拍照。尤其现在，各种场合，都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举着手机、相机，找焦距、对景框，搔首弄姿。昨晚与朋友吃饭，聊到很多中国名画上，到处都有盖章。尤其是清朝的几个皇帝，恨不得在名画的空白处盖满章才算罢休。恍然悟到，二者背后的道理其实是一样，那就是——“占有欲”）。最后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对着后面一个高举小卡片相机，如追星族一样，换个场景就闪光一下的学生，怒喝道：“请不要用闪光灯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