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的零敲碎打

终于有一个同行（不仅专业同，职业也同），如此高频率地出现在新闻媒体和大众口中。

大概10多年前，在同济听过张先生的讲座，印象最深的，是两部幻灯机一起放图：非常漂亮的图片，非常畅想的方案，非常有激情的一个人。

 

此事的是非究竟，大致已能看出个轮廓，引起我思考的不仅是真相如何，还有其它一些普遍性问题：

1、每个人都可能会碰到不测风云，谁来保护他呢？

“单位”，“国家”，还是“自己”？“单位”、“国家”与“自己”，该占怎样的比例？“单位”对每个工作其中的人，应给予怎样起码而必要的保护与尊严呢？“国家”的责任是什么？“自己”的责任是什么？

2、先“自保”，再去求“他保”！

“功臣”尚且如此，咱们老百姓更要注意保护自己。难道每个人一定要修炼成“成功人士”，才有资格对“单位”、对“国家”要求“回报”吗？对每个普通人来说，怎么在这个复杂混乱的利益转型期，维护、争取自己的应得合法权益，有尊严地活着，需要智慧与勇气。

3、今天的我们，对所谓“单位”，该抱怎样的态度？

是单纯的雇佣关系，工作上尽完职业责任后，其它少来干涉因而就主动放弃那些“保护”与利益？还是做出温情的家庭模样，全身心（从生活到工作，从人际关系到休闲娱乐，从职业到爱好……）投入，人格完全依附呢？中国的事业单位，往往脱不了上述两种极端。对“大学”这样一个特殊的“事业单位”，怎样的态度，才是双赢、互利、相互尊重，又能保持教师的独立与尊严呢？

4、网络对今天的中国，真是个好东西！

虽然鱼龙混杂，但至少在今天媒体和管理环境下，它让所有试图掩盖真相的行为，尤其是“自上而下”的一些企图，很快大白于天下。

…………

 

心里还是非常非常难受于张先生遭受的病痛。

衷心祝愿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们，身体和心理，一定都要保持健康！这是第一位的，是人生最重要的！

其它的“名”或“利”，不过都是“身外之物”，还是放松些，放下些吧！

 

听说JT要给毕业生发“人格证书”，随产生如下疑问：

 

“人格”是可以用发证来证明合格与否的吗？发证究竟是起好作用，还是副作用更大呢？

若想在人格培养方向上做些事情（这的的确确是个需要大力弥补的至关重要的方面），该踏踏实实在哪些方面一步一步做起，才能滴水穿石呢（人格培养本就是个费时、费力，无法立竿见影的事情）？

 

发证的人值得信赖吗？

如此软性的指标，让一些自身人格都很难确保稳定、高尚的人（假设就是一些普通人）来做鉴定，这个评判程序、指标制定、委员会构成，该如何设计，才能将这一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所产生的影响，降至最低呢？

是否会给某些掌握发证大权的人，提供了又一次“寻租”机会呢？

 

“人心隔肚皮”、“表里不一”……等等现象，本属于人的一种生存本能（控制不好，就会有人为了自身利益，将这一本能大力进化，达致欺骗程度，这就属于道德、甚至法律问题），谁有资格和能力“去伪存真”，判定“真正的人格”呢？

发证这一手段，是否会引导学生去不断进化这一生存本能，产生出一系列恶果呢？比如欺骗，两面三刀，溜须拍马，对上一套对下另一套……

 

一个良好的出发点，用一个过于简单化、技术化、工科化的工具，虽然听起来容易理解，管理起来甚是方便，实际效果却往往适得其反。

看看我们数量指挥棒、SCI/EI一刀切下引导的高等教育现状，难道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吗？

 

今天下午，开了次充分体现中国当下高等教育现状的会。

 

过去，一直在新闻里瞧热闹，流言里听故事，理论上证必然，今天，终于看了场1：1的“真人秀”。

 

大开眼界长见识呀！

好像除了工资，我基本上没享用到交大任何“实惠好处”。

礼拜三（4号）晚上，趁到闵行给学生看世博方案之机，免费看了场中国话剧院演出的《青春禁忌游戏》，总算是揩了次油。

 

这是“高雅艺术走进校园”的活动。大学校园里，一直享有这样的好处。但工作后，下意识觉得校园中（即使是专业人士）的演出，总有些业余感、应付感，基本放弃了观演兴趣。但当天的演出，让我觉得自己“out”了。

 

交大剧场的硬件不错，整个舞美、灯光、音响，布置得非常专业、一丝不苟，演员也很投入，情绪称得上饱满。

剧本写得非常棒，柳德米拉·拉苏莫夫斯卡雅（前苏联）80年代末期写就（想想1989年，对于中国、对于前苏联，是怎样翻天覆地的动荡年代吧！）。表面上讲的是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故事，其实，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斗争、较量、乃至溃败的寓言。

针对当下“话剧”已然堕落到“供（大众）白领消遣、逗乐、解闷的玩意儿”，这部话剧严肃、认真得，让我颇有些吃惊！

 

故事采用的是“残酷青春”的路数，这是一直以来西方文学中的重要主题，如前苏联影片《稻草人》，英国影片《发条橙子》，都有很好的阐释。

中国人会回避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我没想明白）。我们的作品中，学生永远是善良、纯洁向上的，童年、少年，永远是美好光明的，从不敢涉及年轻人的邪恶。

但仅就事实而言，我知道，文革中有学生（甚至还只是初中学生）将老师打到在地，甚至殴打致死。当时，有学生造反闹革命，追赶到我家所在的部队军事学院大院里，妄图动手殴打母亲。多亏士兵们极力拦阻、保护，以及面对身怀六甲的母亲，没胆量下手。母亲总算躲过一劫，我也才幸运地活下来。因此，我小时有个别名，叫“范保华”（母亲名字中有个“华”字）。

再看看现在，不是一直有类似新闻吗：在厕所内率众疯狂殴打自己同学的女生，将硫酸泼向动物的男生，枪击自己不满的教师和同学的博士生。

 

演出中，交大观众在某些节点处的鼓掌，让我有些不适应。

那些节点处，往往是女教师慷慨陈词理想主义色彩台词，与刚刚学会现实主义的学生进行较量时。她的声音越来越高亢，然后戛然而止。非常像开大会某领导发言，喊出昂扬口号，静待片刻，等着叫好。从小就被驯化的“不明真相的”的群众们，仅靠本能就知道，要给出掌声一片。

我在那些节点处的感受，往往是五味杂陈，倍感难堪与辛酸（剧本的深刻性远远好过演员。中国演员对问题的理解深度，由于文化水平、政治环境等因素，恐怕也就到这个“不明真相”的地步了，剧本的挖掘远远不够。）

 

故事太容易与今天的现实联想在一起。

我在想，理想主义之所以溃败，是不是因为她把希望全都寄托到别人身上了？比如，当女教师发现她一直在“灌输”给“正义、善良”的学生们，根本没受那套教育影响，而是用她认为的，如“垃圾一样丑陋”的现实逻辑跟她纠缠时，她内心产生了无法抑制的溃败感。而她应付恶的手段，又是那么地无助，被道德牢牢约束在圣人（其实就是软弱）的地位。

 

我接着再想，那些怀揣理想在斗争中牺牲的第一代革命者们，如果也是这种心态，不采用“非常手段”去对付“他们认为”的恶，他们怎会成功？假如他们能够活到今天，看到大众们活得如此庸俗不高尚时，会不会也溃败到要去上吊呢？

 

但是，假如理想主义者最终将希望、将准则放在自己身上，而不在意注定会“庸俗化生活”（“庸俗”在此处，我以为应该是个中性词，而非理想主义以为的贬义词。）的大众们能否改造成功，他是不是能够更加坚强和更无所畏惧呢？假如他对付恶的手段，是“以牙还牙”的（恐怖主义恐怕就是这一逻辑的极端表现。），是不是就会战无不胜呢？

 

最后，还是要说上几句学生的基本文明素质。

进场时，我很是花了些时间，帮助一名话剧院工作人员，修复一副话剧广告张贴。它被某个不愿意绕路的学生径直撞坏，然后头也不回就走掉了。以至话剧院的人一直喃喃地抱怨说“现在学生的素质，唉”。

开演了近半小时后，人们才算陆陆续续到齐，剧场才算真正安静下来。我心里不断地感慨，“现在学生的素质，唉”。

整个演出过程中，剧场四处，此起彼伏地有人用闪光灯拍照（一直不太明白，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拍照。尤其现在，各种场合，都看到越来越多的人，举着手机、相机，找焦距、对景框，搔首弄姿。昨晚与朋友吃饭，聊到很多中国名画上，到处都有盖章。尤其是清朝的几个皇帝，恨不得在名画的空白处盖满章才算罢休。恍然悟到，二者背后的道理其实是一样，那就是——“占有欲”）。最后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对着后面一个高举小卡片相机，如追星族一样，换个场景就闪光一下的学生，怒喝道：“请不要用闪光灯拍照！”。

阅读《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39期（10月25日出版）专题《剑桥：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让我颇多感慨，随手记录一下。

 

这段话解答了我心中一些纠结。

最近，我常会被一些“政治正确”的观点束缚，使得自己偏“精英”的教育观和信仰的普世平等价值观之间产生矛盾。

我甚至会不好意思说出“精英”二字，觉得其中含有阶层感、俯视感、不平等感，进而会产生一种羞愧感，因为，我从骨子里坚持认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生存方式都应当受到尊重，应该拥有同样的权利、重要性与正当性。

剑桥校长这段话提醒我——在交大这个所谓的“中国名校”中，我具体贯彻的教育观及其方法，与我自身的自由主义倾向价值观，两者是可以分开的。

在教学时，在评价学术水平时，应该毫不犹豫地以高水平、严要求作为衡量标准。

我应该毫不内疚地问学生，你觉得自己够聪明吗？（这一点是我生活中最不愿意问的，因为有明显的智力歧视倾向。但在交大这个具体环境中教书时，我觉得应该坦然地、理所应当地问）够努力吗？是在给自己压力让自己一直进步吗？

如果答案全都是否定的，那对不起，你不应该在交大读书，在我这里你会不及格的。

 

 

城市笔记人曾在我的新浪博客发出如下感慨“这个教育的体系真是‘毁人不倦’——那么多的优秀学生，最终，没能成为这个行业的优秀者（倒未必一定是建筑学）——除了学生自身到了高年级之后价值取向的选择和变化，的确，有一大堆东西在把学生拖向……”于我心有戚戚焉！

以同济建筑学、城市规划为例（我想，全国其它所谓“名校”或重点学校的名牌专业，可能都差不多）。

以我的观察，越往上标准越低，平均智商水准越低。而整体状况，则是时间越往后越水，特别是经过扩招，其注水情况让我这个校友都有不堪回首之感。

本科到毕业时，可能20－30％基本素质不过关。

硕士、博士，50－60％不过关，他们或是将同济博士、硕士作为一项“金子招牌职业”，埋头赚钱，在学术上捣浆糊应付；或是靠应试技巧一路考上来，基本的学术积累、起码的独立思考与分析能力都不具备。但他们都可以扛着博士头衔名正言顺地通过各种考核顺利毕业。

 

……她说“考试一般会给学生6到8个问题，你选择3个来论述，这个题目大吗？你不妨看看政治理论课的题目——‘西方还有未来吗？’‘人们为什么投票？’每个题目学生可能都要用1500个单词来回答。会考验你掌握材料、事实和分析的能力，而评分的一条标准则是，学生除了论述自己的观点外，必须给出一个反面的观点。这样的题目，相对来说就是鼓励胡说八道，但只有大题目，才能形成一种和先人对话的机制，这是让学生有一个大的思想框架，而不是过早陷入到细节中。”

想想我们那些专注于回答“哪个年代、什么风格、规范是几米、防水是几层……”等等诸如此类，完全可以在书本里三下五除二就找得到标准答案的考试吧，你就明白，什么叫训练考试机器？什么叫训练思想？

而那个“必须给出一个反面的观点”评分标准，是多么智慧而巧妙地遏制住了偏文科领域内（比如建筑学领域）泛滥的二、三流的文人与哲学家们无根无据的高谈阔论，将看上去的“胡说八道”，与对已有事实和资料的把握，牢牢地挂在一起。

 

2000年秋天，何进到剑桥大学读硕士，他说：“负责我们课程的老师是约翰·克利维尔博士，他要给每一个学生单独辅导。我们班10个人，来自欧、亚、非三大洲8个不同的国家。原计划每周每个学生辅导一小时，实际上每个人都远远超过一小时。他曾用两个小时给我讲一道题，那是一道我非常有把握的题目。先读懂题面，抓取重要数据，再根据情况挑选正确的公式，把数字代进公式，算出最终答案了事。我那道题的答案就是一页A4的纸，大半页都是数字、公式和计算，还有几行文字说明。他看看这张答题纸问我，这一大堆数字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有点懵，这东西你知我知，那还用说。然后他又问，这几个公式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我们研究的是物理而不是数字，一个物理老师拿到一份物理题的答案，想看的不是数字，而是学生对物理的理解。不但数字不重要，而且公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基本物理概念的理解和对物理学原理本质的把握。理性的思路应该从最基本的物理假定入手，首先罗列半导体理论的所有假定，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每一个假定、每一种情况、每一次选择、每一层因素都要完整地展开讨论，从而最终导出正确的物理公式用于计算。原来一页A4的纸，后来密密麻麻地用了整整5页，添加了大量的说明、讨论和图示。一道题贯穿了半导体物理学的整条脉络，看到老师陪我一起做出的新答案，我第一次如此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原来物理该这么学。虽然我题答得不好，但是他没有任何批评或者不悦，而是和颜悦色地跟我说：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会这样去做(As a reasonable person，I will?)，一步一步引导我进行理性思维。”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将一道物理课程的习题过程放在这里，还划出重点，因为其中鲜明地包含了两种不同的学习思路：

一种是中国当下习惯的只求结果不问原因的学习与教学习惯。

一种是重过程、重推导、教方法的理性教学与学习过程。学生可以进而举一反三，自我进步。

 

“硕士课程从10月开课到来年9月论文答辩，整整一年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前半年一共13门课，在2001年4月底，13门课分为两场综合考试。……”何进总结剑桥考试的特点：“天马行空，有重点，但没有范围。考题选择空间大，一般一套考卷10道题甚至更多，任选四五道题做就可以。考试题目的难度不是以能不能做出来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以能不能下手作为衡量的标准。考试没有标准答案，看重分析和思辨，各种想法和观点，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还有一条，考试没有第二次机会，几百年来，这一规则一直被严格地执行着。剑桥的想法很简单，学生来学校是学习的，那么就有义务学好。”

 

“考试题目的难度不是以能不能做出来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以能不能下手作为衡量的标准”

给10道题，选4、5道，可以保证你不会因为“不知道”而做不出题目（这个，却往往是中国老师的杀手锏，考一些你记不住的东西，以显示他的高超）。因此，重点就放在了考察你“如何去做”，如何下手，如何收手。其实，就是重点在考察你的分析思辨能力。

考试没有第二次机会。

我们现在的学生是多么幸福呀，一门课可以多次重修，而且我们的管理部门还人性化地不在档案理留底，只留最好成绩，中国大学是多么轻松呀！！！！

学生来学校是学习的，那么就有义务学好

学生在我的课上总是叫苦、叫累。我知道苦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我们的课程安排紧张。

下面这段话是我看了美国影片《歌舞青春》后的感想：

“中国现在孩子青春最美好的时光在哪里？ 也许仅仅龟缩在大学1、2年级了吧？ 初、高中被考学压力剥夺，大学3、4年级被生存压力剥夺。 美国孩子最美好的时光是在高中。 因此，他们大学里要读500本左右的书，没听人叫苦。 中国孩子在好大学里，不过只读150本左右，就叫苦连连，那实际上是在为他们的青春叫苦。”

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作为学生的义务，就是要好好学习，作为交大的学生，就是要高标准、严要求学习。

 

推荐张佳晶老师的西游记，看得我是无比向往！

今天上课，同学们都因上次作业元气大伤，没什么东西拿出，就有点儿时间与学生闲聊，于是，讲到前段日子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故事。

一次饭局，有几个博士在坐，加上一个大富商及其随从。

席间聊天，有人开玩笑说，看看人家x总，中学都没读，就做到这么大，看看读博士的，惭愧呀！

估计此类恭维话x大富商听得多了，他面露矜持的微笑，端坐不语。估计类似调侃的话博士们也听多了，他们唯一的自卫（自慰？）武器，就是进一步再自嘲一下，说，是呀是呀，读书是没什么用呀，看看人家x总!

 

我很奇怪这一问一答，脱口而出：谁说读书（博士）是为了赚钱？

众人皆露惊讶之色，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而优则仕”(也就是说，读书只是手段，目的其实是在“他处”：升官、发财、美女环伺……。目的没达到，自然对手段耿耿于怀。)文化背景中下长大的人们，非常不解地望着我。

 

我接着说：读书（博士）其实就是个乐子呀！譬如我小时学画，父母并没有逼迫我一定要成为大画家，但那个学习经历，让我现在能够深入体会绘画艺术的精妙。譬如小时学音乐，父母也从不曾指望我变成郎朗那样的人，但从此后，我就开始能够领略音乐的美妙（说实话，我觉得郎朗蛮可怜的，不过也蛮可恨的！可怜之处在于他被自己父亲身体打骂、精神威逼下成为“成功人士”的过程中，心理上肯定留下很多阴影，看看他那些过于夸张的肢体语言、过于阳光的微笑、过于自信的表达，以我小人之见，都能看到未来某天将要爆发、或许已经爆发的人格失衡的危险。可恨之处在于，当下的宣传，包括他成长过程中形成的无意识与没文化，让那么多中国家长恨不得自己的孩子个个以阴影十足为代价，才算过瘾。真个是“变态一郎朗，害死千万家”）。这些跟读书一样道理，绘画、音乐、读书，都为我在这个世界上打开了许多扇窗，看到许多处风景。这些乐趣，这些以我之见，远远超越了柴米油盐、炒房买房、明星八卦的快乐与美妙滋味，不去学，怎么体会得到呢？

 

举坐皆默然。大富商脸色也立时一变。

 

我继续（不识相地）接着说：今天的中国，正是转换时期的野蛮丛林时代，谁越狠、饥饿感越强、越敢于破规则、潜规则，才会在这个野蛮时期获取最大利润。读书越多，道理懂得越多，胆子其实会越来越小。所以，中国自古又有一句话，“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本就不该是拿来换取东西的，书生（博士），其实是个奢侈消费品（所以，看到网上有说某博士全家节衣缩食到极端地步供他读书，甚至其女友会在基本食物上节省。我在痛斥当下教育机制缺乏起码的规矩、保障的前提下，又有些政治不正确地观点：在他现阶段，他还没资格消费“博士”这个奢侈品，如果他真得对学术有深刻兴趣与起码天赋，那就先去工作，赚些最起码不会让自己及家人饿肚子的钱，再来读书吧）。那些指望靠读书这一手段改变命运、赚大钱的人，据我观察，那真个是内心无时无刻不处于波澜动荡之中，很难保持平衡，会两头不靠滴。

……………………………………

 

后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一博士听，她感激地对我说，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回答我那些亲戚叨叨咕咕地说法，诸如博士怎么拿不到高工资呀，读博士读亏了呀……

 

 

结尾转载一段话：

 

范例分析评图随感（1）

 

范例分析评图随感（2）

 

新浪发新文

是在丽江，第一次听到她的歌，在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盗版“淘碟”店里。

老板带着浅褐色眼镜，对带着黑色墨镜的我说，“如果没事，就坐下来听好了。”

我是没什么事儿，就坐下。伸个懒腰，两腿向前放直时，几乎就要碰到小店对面的墙，再然后，就听到了小娟。

 

一直等回到上海，在一堆从丽江带回的慢歌中，小娟，才真正慢慢、但却牢牢地，抓住了我。

她翻唱老歌，不强求像或不像，只用自己的心绪，娓娓道来。一首《爱在深秋》，用普通话，缓缓将原来的粤语词唱起：“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让我觉得，谭咏麟才是翻唱。

 

她的歌声中，有种与当下时代大潮截然相反的东西：坦然、从容、放松、坚实。

她比齐豫乡土，但却拥有某种超越国界、“民族风格”的普世魅力；

她比田震温暖，但却没沾染一丝一毫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气；

她没王菲新潮，因为她超越了所谓“潮流”，置身事外，自我完满；

她比韩红民间，但却没有很多“民谣歌手”的简陋、江湖感，反倒保有一种不谙世事的天真；

她似乎与陈绮贞一样自我，但却不是那种培养在电脑前、文字里，自闭出的自我偏执，而是历经世事人情沧桑后，坦然的自我认同和坚持；

……

一遍一遍地听，一点儿不觉得腻。

 

有学生看到我msn签名“丽江归来，狂听小娟”，就推荐给我一个台湾电台音乐节目，其中有对“小娟＆山谷里的居民”访谈。

听着听着，感慨起来。

现在的大陆，这种带有人文气息的电台节目几乎绝种。到处都是唯恐被潮流甩下、充斥着“不痛不痒歌声”的“潮人节目”。那个大陆曾居高临下赐予香港的“文化沙漠”帽子，是不是可以拿回来自己戴了？

 

刚买了张小娟＆山谷里的居民首张原创CD《红布绿花朵》。

带着耳机，在深秋夜晚微凉的星空下，边走边听，就两个字涌上心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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